儒释道三家之学犹如山川汇流静心而后能融会贯通
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年，中国思想文化经历了一个辉煌的时期，百家争鸣，精神文明达到了新高度。儒墨并称“显学”，后来儒道相异互补，但在“性与天道”、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对于超越自我、探索宇宙的本土思维并不强调。而佛教传入中国后，与儒道形成鼎足之势，在士大夫中逐渐流行。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，是其生存发展的关键。反过来，本土文化如何接纳外来思想，也是其独特性的体现。
东汉末年，牟融就开始讨论佛教的价值，他通过对比老子的五千言和佛家的经典，以笔墨之间解释圣贤之言。这说明他认为各个哲学体系都有自己的价值，不妨并存。支道林则以深厚的心得，又精通老庄，他不仅参与士林中的玄学辩论，还将佛理用以注解《庄子》，开启了思想界释道相融的大门。
唐代思想开放时期，儒家与道教、佛教等多元文化共处，无冲突可言。在文学领域，如李白、杜甫等人，他们虽然各有所好，但都能兼收并蓄不同元素。在宋代，《齐三教论》七卷全面阐述了三家的相辅相成。而理学创始人周敦颐，则借鉴了佛法和道家的智慧，为理学奠定基础。
明代中叶至今，这种观念更加普遍化。如《思辨录辑要》记载：“三教合一之说……立庙塑三教之像，以吾夫子为儒童菩萨。”王阳明的心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。他提出的“阳明四句”，即无善恶心之体，有善恶意动，只是在知善知恶上求真实，这正是儒释两家智慧的一次结合。此外，《混元三 教九流图赞碑》的存在也证明了这一点，它上的赞词阐述了一种圆融、一致的世界观，而这种观念在许多地方寺院乃至普通家庭中广泛存在，如少林寺或武当山金顶侧殿展示。
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特质的一些例证。本土固有的儒、释、道经过长时间交流碰撞，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而丰富的人类精神财富。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难得见到的跨文化交流成功案例之一，不仅增强了自身生命力，也影响到其他地区和国家，从而成为世界范围内重要的一部分。
